《精神卫生法》迟迟不通过的原因，据说在于政府无法确保大量的投入来配套法律的实施。在上位法缺失的年代，涉及精神病人的法律只有《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里的一些笼统条文。而在实际执法中，只有少部分地区制定了地方精神卫生条例，更多的时候只是依据一些部门规章甚至某某通知来做出强制收治的决定。

然而，《立法法》明确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属于立法保留，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规范。在《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前，任何对疑似“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都有违规之嫌。

迟缓的立法，加上混乱的执法，造成现在的精神病人收治制度弊病丛生。公益律师黄雪涛在其《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中，指出了现行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一、收治标准过宽；二、收治没有正当程序；三、入院即沦为无行为能力人，以医学标准医师宣告即可；四、付款人自动化身监护人，有无限监护权；五、住院病人无诉权；六、出院难，“谁送来，谁接走”；七、事后诉讼难；八、侵权责任极轻。

一个人即便坐了“冤狱”，还能保有行为能力，可以申诉，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平反。而一旦“被精神病”，还是被自己的亲人送进精神病院，想要恢复自由，深圳新闻资讯 ，往往连说的地方都没有。…[详细]

用法治来约束精神科医生的权力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在精神卫生立法领域，这是一个重大进步。这份草案明确规定了非自愿住院医疗的适用条件，规范了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的适用程序，为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充分的异议程序，规定了入院后的纠错机制，对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一旦草案获得通过，并得到严格执行，陈丹、邹宜均等人遇到的难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目前精神病人收治制度的乱象也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但草案仍被诟病的一点是，公权力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事实认定的参与度还不够。草案条文第29条授权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行使对收治不服的最后裁决权，这表明，对是否应当收治最终判断交给了医生而不是法官。许多学者认为，这还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到侵害，如果发生了较大的冲突，“患者”与鉴定医生争执不下，应进入司法程序，由法院委托相应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由法院进行最终裁决。以避免产生医疗事故鉴定制度所引起的种种不满。…[详细]

父母送你进精神病院，要勇敢提起诉讼维权

把“重男轻女”、贪图财物的母亲告上法庭的邹宜均案，在即将胜诉的时候，邹宜均选择了主动撤诉。

这说明家庭观念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即使明明一方有错，也没有办法处理。这就是家庭“被精神病”案件在事后往往诉讼难、侵权责任极轻的重要原因。

当然，提起诉讼本身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通过调解能让父母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那么自然皆大欢喜。可如果父母真的顽固到一定程度，无论如何也也要通过激烈手段干涉婚恋自由的话。作为成年人，完全应该鼓起勇气向父母提起诉讼，用以法律来解决家庭是非，维护自己的人身自由，婚恋自由。…[详细]

《精神卫生法（草案）》明确提出：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被精神病”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了。